这句话译成中文是：欲望已成记忆。
它来自我一个多年前的老朋友的博客，而他又摘自卡尔维诺的小说《看不见的城市》。今晚，我发愁正在为我要写这篇文章冥想一个可靠的名字。然后，它便出现了，并如此贴切地安放在这里。是的，这里我将要写到的，是欲望。
这是一篇延迟了十年写的读后感。也是我非写不可的一篇读后感。
大学的时候，有一本书对我印象特别深，是勒内·基拉尔的《浪漫的谎言和小说的真实》。我第一次翻到它，就觉得这一定是一本与我相关的书，我意识到这本书可能会给我带来很大的影响，却不知道这影响究竟何在。这是一本关于小说的哲学论著，若不是因为Girard提到的五个小说家都是我喜欢的，我一定没有勇气那样囫囵吞枣地读下去。我并没有很好的哲学底子，当时只是一个小说爱好者，一个梦想以小说为职业的人，一个从未离开过校门的大三学生，我的理论构架和我的人生阅历，都不足以支撑我去完全理解这本书。但是，我仍然被它强烈地吸引了，被那些零落却有冲击力的句子，以及Girard气势磅礴的论述方式，以至这本书成为我大学时代翻得最为破烂的一本书。许多句子，我早就背下来了，却一直到过了很久以后，才理解。
这本书，主旨在分析小说，谈的却是欲望。Girard滔滔不绝地描述的，是欲望，贯穿在小说中的欲望。欲望大多可以分欲望主体和欲望客体，激起欲望的是客体，被激动的是主体，一般来说，以我们理解，从主体到客体可以划上一条直线。但Girard认为人类的欲望往往都不是自发的，并非直线就能连接起来，在其间往往会一个“中介”。举个最易理解最庸俗的例子，我爱美女，这句话看起来是一个直线形的欲望，但在现代社会里，这个欲望往往不再单纯，我爱美女，后面的潜台词还有，我想得到美女——仔细分析，对美女的欲求很可能来自于他者对她美的觊觎，我之所以要得到这个美女，因为人人都爱这个美女，一旦我得到她，那么，我的力量便能得到证明，凌驾以及虚荣得以实现，单纯的审美的欲望，变成占有的欲望。这个欲望，很显然不再是直线形的，而是三角形的了。因为在欲望的主体和客体之间，多了一个“中介”，这个“中介”就是美女的其他觊觎者，而这个觊觎者，可能是一个理想模仿对象，也有可能仅仅是想象中的竞争者乃至仇人，他们刺激着我们的欲望，使之变得更强烈，更膨胀，更扭曲。Girard指出，现代人的欲望，往往是三角形的。
从“三角欲望”出发，Girard继续分析“介体”。Girard在书中重点提到五个作家，塞万提斯、福楼拜、斯汤达、普鲁斯特，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。Girard认为，这五位伟大的小说家，是最清醒地揭示了三角欲望的小说家。作为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，《堂吉诃德》第一次揭示了“三角欲望”。堂吉诃德迷恋骑士小说中的英雄阿马迪斯，时时处处摹仿后者，结果“堂吉诃德有了阿马迪斯，便抛弃了个人的基本特性：他不再选择自己的欲望客体，而由阿马迪斯替他选择。”阿马迪斯便是堂吉诃德的欲望介体，他不断刺激着堂吉诃德去做一切不可理喻的“骑士行径”。而福楼拜笔下的爱玛更不必说，她的“头脑里充斥着浪漫主义文学的女性人物，她的欲望就由这些人物产生。青年时代囫囵吞下的那些平庸的作品，摧毁了她的自发性”。爱玛被浪漫主义编造的幻影所吸引刺激，终于导致了一场欲望的悲剧。这两本著作，由于欲望的主体与介体（也就是堂吉诃德和“阿马迪斯”，爱玛和“浪漫主义文学的女性人物”）还存在一定的距离，因此，这些介体被Girard统统命名为“外中介”。
而这“外中介”到了斯汤达、普鲁斯特，以及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笔下，渐渐转变为“内中介”。因为，中介离欲望主体越来越近。这时候的介体，不再是某个具体的人物或者事物，可能是主体幻想或甚至虚构出来的人物。你若要加强自己的欲望，只需要幻想某个有名气的人物也垂涎此物即可。斯汤达在《红与黑》中表现了这种借来的欲望的现实摧毁力。“现代社会的人为什么不幸福？”斯汤达回答说，我们不幸福，原因是我们虚荣。普鲁斯特小说则把内中介进一步扩展渗透到私人生活，到了陀斯妥耶夫斯基，将主体和中介之间的距离缩短到了极致，也是内中介发展的极致，不论父子、夫妇、亲朋、兄弟，通通可以成为对方的内中介，引起仇恨和强烈的冲突。在他的小说中，人类的欲望越来越扩大，自负越来越膨胀，最终，上帝也瓦解为介体，人开始欲求神性。
在“三角欲望”中，主体真正觊觎的并不是欲望客体本身，而是介体的存在。这就是Girard反复提到的，虚荣，攀附，等等，也就是现代“本体病”出现的原因。现代“本体病”的极致是受虐癖和施虐癖（这个论述要展开，绝非三言两语，关注的可以去看Girard原文）。总之，现代性欲望，首先来自于对介体的羡慕，然后才有了目标欲望的生成。再换个通俗一点儿容易理解的说法就是，他可以拥有美女，我为何不可以拥有美女？他能赚大钱，我为何不能赚大钱？在这里，钱和美女，并非源自欲望主体自发性的欲望，而是被“他”这个介体所刺激而生成的。现代性欲望诞生于与他人的比较和对他人的排斥，这恰恰意味着自我意识的削弱和虚荣意识的萌生。当人开始欲求成为上帝时，虚荣抵达极致。Girard认为，他所提到的这五位伟大的小说家，正是一步步深刻地揭示了“三角欲望”本质，揭示了现代人类在不断增生的欲望中一步步滑到深渊的几位小说家。
而Girard为什么讨厌“浪漫主义小说家”？因为“浪漫主义小说家”强调自我，强调自主性，美化欲望，并美化欲望客体。好的小说家，比如说以上提到的五位伟大作家，都明确地在小说中揭示“中介”的作用，而浪漫主义的写作却以“人的自主性”掩饰“中介”的作用。“浪漫主义小说家”，是未曾治愈的病例，他们小说只是简单地反映欲望，这恰好表明他们仍然在欲望之中。Girard并不否定欲望，他反感的是谎言，“浪漫主义小说家”的谎言本身，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未曾破解掉的“三角欲望”，他们标榜自我，其实却并没有放弃攀附，没有抛弃骨子里的自负，也没有抛弃掉对神性的追求，最终一个个把自己吊死在欲望的海市蜃楼之中。Girard眼里，加缪在《西西弗神话》仍然没有真正摆脱浪漫主义腔调的影响，他还在追求神性，仍然在与自己的自负作斗争，因此浪漫主义的小说家，仍然是小说的主人公，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者。
那么，究竟谁才是小说的真正作者？Girard说，小说的作者，必定是曾经欲望最强烈的人。也就是说，伟大的作者，必定是从欲望的遍体鳞伤里走出来的主人公，但是，他已不再被欲望所主宰，不再是欲望最强烈的人，小说的作者，是被治愈的主人公，他完全看清楚了三角欲望的本质，清楚地照见自己在欲望中的生存，不再被欲望的介体盲目牵引指导，彻底放弃了自负以及对神性的追求。Girard用普鲁斯特“重现的时光”来展示他对小说结尾向往。在“重现的时光”中，随着对介体和形而上欲望的否弃，生命中被颠倒的各个层面重新被颠倒了过来，“谎言让位于宁静，仇恨让位于爱情，屈辱让位于谦逊，由他者产生的欲望让位于由自我产生的欲望，偏斜超验（三角欲望）让位于垂直超验（直线欲望）”。如果说，小说的主体部分揭示的是形而上欲望之间的争斗的话，那么，在小说结尾则实现了和解：“小说结尾是个人和世界，人和神之间的和解。激情的多重世界瓦解了，恢复到单纯。”因此，Girard告诉我们，一切伟大的小说，结尾必然是平庸的，必然是皈依。这个皈依，我现在理解为小说主人公终于走出小说中的欲望屏障，和作者合二为一。
我曾经在大学毕业论文里反驳过Girard关于小说结尾和宗教经验的生搬硬套。现在看来，那些反驳的话语显得那么稚嫩。因为我没有完全读懂Girard，更没有了解“和解”的真正含义。Girard说，“既然放弃了介体，放弃了偏斜超验，不论小说家是不是基督徒，垂直超验的象征都必然应运而生。”Girard从来就没有否认过欲望，但在他眼里，垂直超验的欲望，也就是直线形的欲望，才是平静而美好的，这样的欲望，与占有无关。“在‘垂直超验’的时代，上帝不仅是至真、至善、至美的，而且是唯一的”。可以设想，所谓基督教体验，便是自我不再挣扎，欲望不再泛滥，像河流进入河床一样归位，静静流淌——大美和大爱，终究让人宁静。
十年前，读到Girard这本书前，我每天都坚持写一些文字。而在看完这本书后的某天，我发现自己突然丧失了语言的能力。我开始厌恶我笔下的文字，厌恶所有与浪漫主义相关的挣扎与无病呻吟。我并不知道原因在哪里，因此，很多年来，我一直找不到写作的起点。如今终于明白，之所以写不出满意的文字，因为我一直以来还在“三角欲望”中，在攀附之中，在自负之中。只有治愈浪漫主义病灶，理解Girard之后，我才能继续上路。
Desires are already memories，或许，只有站在这个点上，写作，才能真正开始。
